美金融期货交易所“德比战”

　　经过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股指期货三大类金融期货主导权争夺战，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从奋力追赶到不相上下再到占据优势，在竞争中逐渐实现了对“老大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赶超。

　　文 | 周彩霞

　　芝加哥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1848年成立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是现代期货市场的鼻祖，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000061,股吧)期货都是CBOT的支柱产品。而比CBOT晚50年成立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最初则主要交易黄油和鸡蛋。在成立之初的七十余年时间里，CME充其量只是CBOT的“小弟弟”。20世纪60年代初，当CBOT的交易量突破250万手时，CME还在55万手左右徘徊。

　　逆转始于1972年，外汇期货合约在CME诞生，同处芝加哥的这两大期货交易所围绕着金融期货展开了长达34年的拉锯战，最终CME于2006年宣布收购CBOT，赢得了这场“德比之争”的胜利。

　　时光倒流至1953年夏，《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一位正在谋求课余兼职的法律专业大学生的注意：美林公司正在寻找一名跑单员。这则广告把他带到了北富兰克林街110号——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门前。在这里，他感觉自己像是爱丽丝闯入了神奇世界：交易员们做着各种手势大声叫喊，事务员像兔子一样飞奔着将买卖指令递给交易池里的经纪商。这一幕立即俘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他就是日后领导CME不断突破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灵魂人物，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的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

　　梅拉梅德从最低层的跑单员做起，后来又不惜违抗父命放弃律师职业而成为一名专职交易员。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与领导才华，1967年，梅拉梅德高票入选CME理事会，1969年，被推选为理事长。此时，他的梦想就是让CME能和大街那边的CBOT平起平坐。

　　在耗时一年半对交易所进行机构改组、完善交易规则框架之后，梅拉梅德开始着手推进交易产品多元化。开发新产品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基于土豆、虾、苹果、鸡肉，甚至火鸡的尝试都没有取得满意成效。最终，梅拉梅德将目光投向了货币。

　　二战期间，身为犹太人的梅拉梅德曾跟随父母跨过两大洲六个国家从波兰逃亡到美国。每一次越过边境线，父亲都会教年幼的梅拉梅德如何兑换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这成为他人生中关于货币的第一课。货币交易黑市中的“精明人”利用汇率差牟利的行为让梅拉梅德明白，是市场而非政府才懂得货币的真正价值。

　　1967年英镑贬值，梅拉梅德和同伴们敏锐地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将难以维系，货币期货市场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市场”。

　　为了确认这一设想的价值，梅拉梅德找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向来主张浮动汇率制度，在1968年就在私人备忘录中敦促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在了解了梅拉梅德的设想后，他认为“这个主意太妙了”，欣然答应撰写一篇报告以向世人解释对货币期货市场的需求，开价5000美元。基于该报告日后发挥的重要影响，梅拉梅德将这5000美元称为CME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笔投资。

　　但是有了想法并不一定标志着成功，开创性的事业往往需要一个契机，在等待这个契机的过程中，梅拉梅德积极地筹备着。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12月13日，主要工业国家财长齐聚华盛顿决定允许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进一步扩大。货币期货市场建立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CME伺机而动，仅仅在一周后就宣布了其筹建外汇期货市场的计划。

　　此后，CME加快了筹备步伐，单独成立的专事金融产品交易的部门——国际货币市场（IMM）于1972 年5月16 日正式营业。IMM一口气推出了包括英镑、加元、西德马克在内的7个外汇期货合约，金融期货新纪元由此诞生。

　　彼时，受石油危机、阿以战争、苏联粮食歉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剧烈，谷物、肉类和金属都成为投机的焦点。CBOT的交易重心依然在商品期货领域，并不看好CME进军货币期货的尝试。梅拉梅德对CBOT将很快跟进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IMM获得了长达数年没有竞争对手的宝贵发展时机。

　　到1972年年底，借助新开辟的广阔市场，CME已拥有美国期货业务30%的市场份额，1966年此份额仅为5%；而CBOT的市场份额则从90%下滑到50%多，两家交易所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随后，第二类金融期货——利率期货交易的时代开始了。这一次，CBOT占得先机，于1975年10月推出房利美期货合约，正式介入金融期货业务。房利美期货合约代表长期利率回报曲线的基准，为了避其锋芒但又不失去利率期货这块阵地，1976年1月6日，CME推出90天美国国债期货交易，致力于为短期利率回报曲线制定市场基准。因顺应了利率风险管理的需要，利率期货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产品。CME虽为后来者，差异化竞争策略让其保持了竞争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各交易所都在筹划推出股指期货。CBOT计划推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合约，经过权衡，梅拉梅德最终为CME的股票指数委员会选择了标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英明。1982年4月21日，CME获得标普公司特许，创立了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但CBOT却未能取得道•琼斯方面的许可。CME在股指期货交易方面的主导地位就此奠定。

　　至此，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三大金融期货类别全部成功推出。而CME实际上已在竞争中逐渐实现了对CBOT的赶超。

　　在其他方面，较之CME的锐意进取，CBOT的表现同样显得乏善可陈，在电子交易系统开发、建立独立清算机构、革新交易所组织形式等方面，CME均领先于“老大哥”CBOT。直到2006年10月，CME宣布以119亿美元收购CBOT，旷日持久的金融期货交易所主导权之争以CME后来者居上的方式落下帷幕。

　　回顾CBOT和CME的金融期货之争，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创新相辅相成。芝加哥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期货交易中心有其天时与地利，但天时与地利因素对CBOT和CME而言都是一致的，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人和”。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梅拉梅德是“远见卓识、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者，是推动者和震撼者”，正是在他掌舵之下，CME敏感洞察并顺应市场需要潮流，冲在了期货市场革命性变革的前列。雄心、韧性、实力加上幸运之神的垂青，最终成就了CME的成功“逆袭”。